第一百一十四章 芝兰玉树
斗巧是“七夕节”的习俗,少女们聚在一起乞巧斗巧。判定斗巧者巧拙的“卜巧”方法,主要有“穿针乞巧”、“喜蛛应巧”、“对月穿针”、“输巧”、“兰夜斗巧”和“投针验巧”等几种形式。
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记述说:“七月七日,捉蜘蛛放到小盒中,第二天开启小盒,假如搜索引擎蜘蛛会结网,便是“得巧”。此所谓“喜珠应巧”。
“九引台,七夕乞巧之所。至夕,宫女登台以五彩丝穿九尾针,先完者为得巧,迟完者谓之输巧,各出资以赠得巧者焉。”此即“穿针乞巧”,也叫“赛巧”,即女子比赛穿针,她们结彩线,穿七孔针,谁穿得越快,就意味着谁乞到的巧越多,穿得慢的称为“输巧”,“输巧”的人要将事先准备好的礼物送给得巧者。
“对月穿针”,则是指七月初七这天傍晚,家家户户都把庭院清扫干净,年轻妇女和姑娘们先要向织女星虔诚跪拜,乞求织女保佑自己心灵手巧。然后,她们把事先准备好的五彩丝线和七根银针拿出来,对月穿针,谁先把七根针穿完,就预示着将来她能成为巧手女。
“投针验巧”是通过把绣针放入形成水膜的容器中,看其能否漂浮、在容器底部形成图案,以验智巧,也称“浮针试巧”“丢巧针”。这是七夕穿针乞巧风俗的变体,源于穿针,又不同于穿针。南直隶一带的乞巧活动是取净水一碗于阳光下曝晒,并露天过夜。即捡细草棒浮于水中,视其影来定验巧拙。也有许多年青女子采用小针看水底针影来应验智愚的。
七夕乞巧,穿针落人后者为“输巧”。拜仙之后,姑娘们手执彩线对着灯影将线穿过针孔,如一口气能穿七枚针孔者叫得巧,被称为巧手,穿不到七个针孔的叫输巧。如诗人所描绘:“向月穿针易,临风整线难。不知谁得巧,明旦试看寻。”祭拜仪式结束后,八仙台上的摆设保持不动,留待翌日(初七)供姑娘们互相串访时参观、评议。七夕之后,姑娘们将所制作的小工艺品、玩具互相赠送,以示友情。
另外,还有蒸巧饽饽、烙巧果子、做巧芽汤,以及用面塑、剪纸、彩绣等做装饰品等等。谁的手艺好,谁就得巧。
而在方兰芝家乡那边,这一夜会有许多少女一个人偷偷躲在生长得茂盛的南瓜棚下,在夜深人静之时如能听到牛郎织女相会时的悄悄话,这待嫁的少女日后便能得到这千年不渝的爱情。
方兰芝不喜欢这个节日,巧不巧的何用“乞”?又何需“斗”?关键是……斗不过呀(此处可配一句有违和的旁白:臣妾做不到啊。)。
不是谦虚,是真的斗不过小小迅哥儿。
说来气人,那冯小七整日里吊儿郎当的,也未见得有多用功读书,却是名动天下的大才子。不是说“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么,还是说那花心大萝卜真的是天才?
在方兰芝看来,冯迅和其大兄完全是同个段位的,生的明眸皓齿眉眼如画,且古怪精灵冰雪聪明,学起东西那叫一个快,一点就通,且能举一反三触类旁通,才六岁诶,要不要这么神?
而且,迅哥儿极是好苦,那边厢随着董小宛学琴艺跟着资南嘉学经史子集,这边又缠着自己要学拳脚功夫。你一姑娘家家的,学什么武艺?乖乖的做个温婉娴静的大家闺秀不好么?
之所以让方兰芝感到“受伤”,是因为冯迅接受能力太强了,教她一套拳法嘛,没几遍就耍的有模有样了。她方兰芝自认习武资质过人,当初可是三天才学会的呀……
这些倒也罢了,令她倍受打击的是,迅哥儿还甚是心灵手巧,小小年纪便做的好一手女红,针线、纺织、刺绣、缝纫之类的那叫一个精擅。
当然,这只是相对于极少做女红的方兰芝而言,冯迅毕竟才六岁,还能精通到哪去?大抵也只是略懂罢了。
遗憾的是,方兰芝基本不懂。女功?真心不会,她自幼不爱看书,只略通文墨,却是酷爱习武。可别看她同其她江南女子一般五官柔和身材小巧,却是穿衣显瘦脱衣显肉……咳,总之,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针线活那是通了六窍——一窍不通。
是以,斗巧输给冯迅,是情理之中。依着她的性子,这原也没啥,江湖儿女,输便输了,敢做敢当。但,想想输给了花心大萝卜的幼妹,她便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这,大抵是她不自量力挑战“谷烧酒”而一败涂地的最大原由。
当然,冯过没有将方兰芝七夕醉酒一事告诉邵百花,更不可能说方兰芝在醉了后说了一些平素不会说的话,譬如母亲叫“邵百花”,只道她在冯家一切安好,勿需挂念。
邵百花也没有与冯过讲为何自己独自留在龙虎山,只说先前有事在此耽搁了,方腊(好吧,总算不用玩拆字游戏了,方月夕自然便是方腊,王三虎则是“兵部尚书”王寅)十天前方去了岳州,或许……过些日子自己会去上饶接上方兰芝。至于往后会去哪儿,她没说。她不知道,天下之大,似乎何处都可落脚,却又无处安身。
冯过自是看出了邵百花眉宇间淡淡的忧郁。虽然对方从未承认过什么,但因为先入为主之故,他早早便知晓了这伙不速之客的来历。他之所以未说破甚至举报,一则是因为陈亮之故,再者亦是不愿“助纣为虐”。
陈亮与辛弃疾都是他敬重的长者,乃是真正有抱负有担当的文豪,且颇具侠客意气,这样的人理应“发光发热”,但陈龙川却枉有一身才干空无用武之地。乱世将至,若无人挺身而出,定然是国不国民不民。冯过希望到那时,尚有资哲辛弃疾陈亮这般脊梁骨挺直的人力保山河无恙。至少,别让陈亮早早的“凋零”。
其实,冯过自己也说不清收容方腊是否为助纣为虐。大定同几个时空的北宋相似度极高,一般的发展轨迹,同样的历史进程,许多事件亦都一般。自太祖建国至今二百年,农民起义(或说叛乱)大大小小凡二百余起,大致一年便有一次,远多于以往任何王朝。
其他王朝,农民起义的爆发,一般都是农民被逼到了绝境。天灾,瘟疫,朝廷的苛捐杂税,农民实在吃不饱饭了,不再造反就只能饿死,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农民起义才可能爆发。但是大定不一样。建国至今,这种大面积的灾荒,基本上没有发生过。本朝的苛捐杂税,也不严重。王临川变法,目的是给中央财政增加收入。但是王临川这种做,立刻就遭到了其他大臣的强烈反对,说他“与民争利”。既然大臣们都有这样的思维,显然,要在大定实行苛捐杂税,几无可能。也用不着实行苛捐杂税,因为本朝富裕,用不着残忍压榨农民。
农民起义的理由,一般都是“官逼民反”,是“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都算不得什么大事,与整个国家政治的全面**,与大灾大难关系不大。那为什么那么容易发生农民起义了?
在冯过想来,一则是起义的成本比较低,好处比较多。
大定实施“守内虚外”的政策,大量的兵力屯集在开封周围及西北边境,其他地方放的兵力比较少,而且这些地方,军队的能力也相对不足,所以农民起义很容易爆发起来。而农民起义爆发以后,朝廷实施严厉打击的情况并不多,大多数时候采用招安的办法,就是和农民起义军达成和解,领头的人被封个什么官,然后分到各个地方去。就算是打击,也没有像清朝统治者那样,对起义军领袖采用凌迟处死、诛灭九族等严酷惩罚。如方腊,闹出这么大动静,皇帝不也想过招安么,只是“圣公”太过自大,断然决然的斩断了所有退路。
再则,大定发展至此,吏治**,朝廷对外献币乞和,对内恣意搜刮,百姓苦不堪言。土地兼并极其严重,后果,是富人少报漏报田地,想法设法逃避税收,甚至将负担转嫁给无田或租田农户。这样,国家的钱少了,又会进行新一轮的摊派,正所谓是“富豪形势者田多而税少,贫弱者地薄而税重。”
赋役繁重是不争的事实,而且当今皇帝喜花石竹木,层层摊派下去,多产竹木漆的青溪县便成了盘剥最苦之地。行根刷,人不堪命,皆去而为盗。方腊“雄起”,正是应此而生。
最后,民乱频仍与本朝贯彻始终的“岁币制度”有关。“澶渊之盟”后大定每年要交的岁币,每年是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数量不少,后期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加。绢、银这两种东西不是现成物品,需要生产、运输、汇集等环节。绢帛、银矿主要分布在遥远的南方。这两样东西光运到京城,百姓就疲于奔命了,更不要说生产了。
总体来看,大定经济繁荣、国有富裕是事实,但百姓并未见得有多富裕,甚至在特殊年份过得还很艰难。如此,焉有民众不反抗的道理
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但这亦是双刃剑,让原本飘摇的大定愈发的摇摇欲坠,外敌一旦入侵,究竟是万民换新生还是堕落人间地狱?怕是赌不起。
但就目前来看,还是“叛乱”比“起义”多些,所谓“永乐”朝至少让浙江已是千疮百孔。羊毛出在羊身上,祸乱过后,为此买单的还不是老百姓?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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