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廿一章 愿染秋衣
泰山?还石敢当呢。
仿佛有千匹草泥马在心中呼啸而过,饶是冯过早知道这个位面根本不按套路出牌,也是吐槽不已。好嘛,“江西诗派临川四才子”齐唰唰站在面前,是要凑桌麻将发扬国粹?要不要这么……巧?
俗话说“富不过三代”。那个时空的北宋吕氏家族,历经吕蒙正、吕夷简、吕公著,而公著长子吕希哲,有志于学术。先后师从欧阳修的弟子焦千之,以及理学名家、“宋初三先生”孙复、石介、胡瑗。
另外,“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其中立志“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张载,以及“二程”程颢、程颐,都是他的好友。真真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吕希哲身为名门之后,早已荫补为官,本来就一心向学,但听了王安石的话后乃绝意科举进取。
后其父吕公著殁,始为兵部员外郎。后遭崇宁党祸,夺职居淮、泗间,日授徒讲学。
其主张为学“不主一门,不私一说”从学子孙及弟子甚众。此派为学,“不主一门,不私一说”,泛读百家之书,但仍以《六经》等儒家经典为主,尤其重视“易学”。集众家议论,确立自家“修身为本”之学说,特别注重个人修养。。谓“人君之学,不在于遍读杂书,多知小事,在于‘正心诚意”。认为只有“正心诚意”,才能“天下自化”,如果“身不能修,虽左右之人,且不能喻,况天下乎!”主张个人修养当以“正心诚意”为主,致力于“克己”,“自攻其恶,日夜且自‘族检,丝毫不尽,即不谦于心矣”。除主张“克己”自修以外,他们也重视教育,认为“中人以下,内无贤父兄,外无严师友,而能有成者,未之有也。”认为经过自我修养和教育,“人皆可以为尧舜”,以为“世人喜言‘无好人’三字者,可谓自贼者也”,说“子产言民不可逞、度不可改”,是没有“君子气象”。
此为“荥阳学派”。
吕希哲门下弟子众多,名声在外的有吕好问、吕切问、吕本中、汪革、汪莘、黎确、谢逸、谢薖、赵演、饶节、颜岐、汪大经等。其中,谢逸、谢薖、汪革、饶节四人并称为“临川四才子”。在那个时空,此四人皆为“江西诗派”的代表性人物。
宋徽宗时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尊黄庭坚为诗派之祖,下列陈师道等二十五人,认为这些诗人都是与黄庭坚一脉相承的。吕氏此图早已失传,现存最早记载见于南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四十八。吕氏图所列二十五人是:陈师道、潘大临、谢逸、洪刍、饶节、僧祖可、徐俯、洪朋、林敏修、洪炎、汪革、李、韩驹、李彭、晁冲之、江端本、杨符、谢薖、夏倪、林敏功、潘大观、何觊、王直方、僧善权、高荷。稍后的《云麓漫钞》等书所记载名单与此稍有出入。这些诗人并不都是江西人,大概吕氏的原意只是因为诗派之祖黄庭坚是江西人,派中诗人又以江西人较多,就取名为江西诗派。
江西诗派的主张与黄庭坚旨趣有相似处,重工力,但更强调循规矩而主变化,倡活法而主悟入,讲“锻炼而归于自然”。在诗歌的思想内容方面并没有提出什么特别的主张,作诗多好用僻典,炼生词,押险韵,制拗句,讲究语言韵律,易于走上形式主义道路。到了南宋,江西诗派的影响遍及于整个诗坛,其余波一直延及后来的同光体诗人。
而临川,则可谓是才子之乡,文化之邦。
关于此节,两个时空大同小异。
那个时空,唐代王勃《滕王阁序》就有“邺水朱华,光照临川之笔”的吟颂,“临川之笔”便成了“临川才子”的代称。至宋,又因科举连捷,流光溢彩,被著名学者董震誉为“人才之乡”。到了明朝中叶,随着赣东民谣:临川才子金溪书的广泛传播,“人才之乡”便被人民大众改称为“才子之乡”。
历史上涌现了一大批名儒巨公,如北宋改革家王安石、文章大家曾巩、词坛巨擘晏殊、“百世大儒”陆九渊、“东方莎士比亚”汤显祖等。历史上培育出7个宰相、13个副宰相、3000余位进士。著书立传的学者有300多人,著述481种,5580多卷,其中65种770多卷被列入《四库全书》。有资料记载,历史上有科考制度以来,全国进士有10万人,其中江西有1万人,占全国的1/10,而抚州有近3000人,占江西的1/3……
临川,不止在科举时期大放异彩,便是在新教育时代也同样牛叉,“临川一中”了解一下?
这个时空,临川亦无愧于“才子之乡”美誉,自昌以来,不仅进士人数位于前列,更不乏状元乃至宰辅。
那个时空,汪革便是绍圣四年的礼部会试第一,嗯,堂堂状元公。
咦,徐元杰与刘几也都是“状元”哪,莫非自己身上有种神秘能力、成为“状元收割机”?
这场邂逅,多年后成为文坛名场面,令无数后辈神往,甚至被拍成影视剧传唱。“信州三子”与“临川四才子”亦被后世誉为“江西七大家”,是为无数士子追随的榜样。
湖畔偶遇,并无多少交流,彼此寒喧一二便各自离去。次日便要下场乡举,那方是重中之重,是无数士子穷其一生的追求。虽然平素耳听对方的“事迹”,却属实谈不上有多惺惺相惜,反倒是彼此存有竞争关系,不横目敌视便算身兼君子之风了。
是夜,不知有多少人辗转反侧、彻夜未眠,亢奋期待者有之,忐忑不定者有之,焦虑惶恐者有之。考前综合征这玩意儿,脉脉相传。
这其中涉及到一个录取率的问题,那组冰冷的数字着实够“致郁”的。
先拿院试来说,考试分为正试、复试两场,为防止作弊,通常由五百里外较远的书院山长或幕友来评卷,第一场考试的录取人数为最终录取秀才的一倍,第二场考试再筛掉一半考生。通常情况下,秀才录取名额根据各地经济文化不同,各县录取人数从数人到二、三十人不等,由于名额有限,因而在古代,白发苍苍却仍为童生者比比皆是。
平均每个县大致录取十三人,而每个县参加考试的,却多达两百人以上,也就是说录取率还不到十分之一。
考取秀才之后,如果想要接着参加下一级的乡试,那么还要经历一次科考。通常在乡试前举行,考试成绩会被分为六等,其中第一等、第二等和第三等的前三名获取参加乡试资格。后三等非但没有了考试资格,而且第四等还要接受挞责;五等的要降级;第六等的最惨,还会被剥夺生员资格。通过科考获得乡试资格的,大约占生员的百分之十左右。
也就是说,从童生到取得乡试资格的比例为百分之一,就问你信不信?
乡试分为两种,其中“常科”每三年举行一次,通常在八月份举行,因考试时间固定,因而不再提前通知;另一种则是“恩科”,是指在发生重大事件时,由朝廷临时增加的考试,这种则会由朝廷提前通知。
乡试录取的人数,通常由朝廷按照各省人口和文教情况分配,从数十名到一百多名不等,每次乡试全国录取总额约为一千人至一千二三百人。按照统计,大定太祖至真宗年间,全国乡试录取率维持在4%上下,而仁宗以后的录取率在3.1%左右,就录取率而言,举人可以说是科举中最难的一关,因而也有“金举人、银进士”之说。
绝大部分士人终其一生,难求一第。而得一第者,由童生而生员、举人至进士,也往往是“屡败屡战”,需要花费较长时间。
今科乡试中额,两京皆为155名,浙江、福建、湖广俱为95名,而江西则为100人。
可别看着江西的学额居高,实际上却是录取率最低的——近万士子只录取一百名,百分之一的实际录取率,足见其难度。这也恰恰说明了江西士子的“苦逼”之处,竞争太过激烈啊,甚至可用“惨烈”二字形容。
而对于汪革、刘几乃至于徐元杰这等“壮元”之才而言,同科乡试,俱为潜在的竞争对手,毕竟解元只有一人。
冯过不晓的是,刘、徐二友对“解元”之位并不贪念,各治《春秋》与《尚书》的他们只存了争经魁之心,因为在他们看来,有冯改之在,其他人,都得“死”!
本朝初科举分五经试士,每经所取第一名谓之经魁。乡试中每科前五名必须分别是某一经的经魁,故称五经魁。真宗后,乡试第一名称解元,第二名称为亚元,第三名至第五名沿用经魁的称呼,第六名至第十名称乡魁。第六名之外的举人通称文魁。
对于冯过而言,解元也好,经魁也罢,得之我幸失之我命,并不强求。
平和的心态使然,他这夜倒是睡的极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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