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6章 一场虐杀引发了胡萝卜和大棒政策的思考

高颎火箭般地官复原职。

杨坚出乎人意料之外的强硬，让君臣之间，朝堂之上，再次成为风起云涌的角力场。

很大一部分压力，来自于他昔日的同僚们。

杨坚出自原北周的官僚系统，满朝文武，非亲即故，以一种什么标准和心态对待他们，成为杨坚心中的一大隐忧。

以天下一家，独尊皇帝的理念而言，杨坚非常强调君臣上下之别，但这种心态，并不是每一个臣子都能顺利转变。

有一次，杨坚想要巡幸歧州，当时，隋朝初立，王谊对杨坚说过一句贴心话：“陛下初临万国，人情未洽，何用此行？”

王谊是杨坚少年时的同学，也是平定南方司马消难的功臣，同时，他也是杨坚的儿女亲家，他当然有资格说这句话。

杨坚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说：“吾昔与公位望等齐，（公）一朝屈节为臣，或当耻愧。是行也，震威扬武，欲以服公心耳。”

想得到他旧日同僚发自内心的爱戴和拥护，这是杨坚心态的真实写照。

因为他在北周时期，只是短时间外放做过几任地方官吏，在长安的朝堂之上，比他资深或是家族势力更大的朝臣，实在是数不胜数。

因而，他必须妥协。

他初期的执政理念只能延续南北朝以来的“共治天下”，以一种集团化分管共治的思想，分享分权分治，来管理这个帝国。

“共治”在当时，既是一种传统，也是现实的政治需要。

当年江左的东晋政权，曾经和王谢二家，共享帝国的权力。

北周以区区二千羸兵弱将立国，更需要与关中本土豪强抱团经营，以军功和家世出身，来分享胜利果实。

但杨坚骨子里从来没有放弃中央集权，更确切点说是“皇帝集权”这个唯一的治国理念。

他对关陇集团中传统贵族采取了六字政策，“高其位，虚其权”。

他重新设计了隋朝的行政体制，采取了三省六部制，这不是他的创举，但是，杨坚让这种制度发扬光大，成为后世千年的典范。

他在掌握实权的六部尚书之上，设立三师三公，这是传统社会中，人臣所能做到的最高级的官职，也是他们所能达到的最高权力巅峰。

但杨坚创造性地将三师三公设定成，代表荣誉的最高级职位。

荣誉满天下，实权无一文。

杨坚去掉了他们掌握的实际权力。

这种位置，是杨坚专门为几个元老创建和腾挪出来的。

以高位酬勋贵，不掌握实权，大家相安无事，皆大欢喜。

对于那些德高望重，功高震主的大家族或者是核心老臣，比如李穆，于翼和王谊之类，在他们功成名就之后，都会被杨坚安排到这种最尊崇的职位上去。

君臣相安，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这是一种妥协，也是一种笼络的手段，变相上也是共治的一种方式。

杨坚对于名位其实非常看重。

当他等到这群元老自然老死之后，这些尊贵的职位就变成为，空有其职而实无其人。

时间才真正是一把杀人的刀。

杨坚通过这种方式，安全自然地消化掉能威胁自己权力的重臣。

但有些人并不甘心于自然老死，对于这些昔日同僚，杨坚送给他们二个字“诛杀”，如果想要更进一步，那就是“毫不留情的诛杀”。

对于那些潜在的、又不愿意配合自己，主动消失的威胁，杨坚心如钢铁，将他们彻底清除。

刘昉如此，梁士彦，宇文忻也是如此。

但是，杨坚出身于关陇贵族集团，那是他力量的本源，他不可能从根基上清除和斩断与他们千丝万缕的联系。

他不可能切断掉自己执政和力量的根源。

这决定了他在政治上，需要做出妥协。

政治本身就是一种妥协和平衡的艺术，也是技术。

接受高颎的辞呈是一种妥协，是一种技术；但他立即恢复了高颎的职位，这就变成了艺术。

不走常规路，让他的对手无从下手。

他强硬的姿态，宣告要树立全新领导核心，决不退缩的决心。

关陇集团，他们并没有退缩，对于杨坚的挑战，他们欣然接招，他们并不会就此善罢干休。

梁毗的奏疏，只是一道开味的小菜。

杨坚的王朝，不但不能借机惩处梁毗，甚至还需要梁毗的直言和进谏。

若不是打定主意做一个昏君和暴君，谁都不会和言官过不去，否则当世人的唾沫，和后世书生们的记载，足以让一个人在历史上扭曲丑化挣扎如小丑。

可能是光芒万丈，也可能是遗臭万年。

杨坚在等一个机会，一个可以震慑朝廷新旧势力的机会。

他将显现出天子之怒。

他将让那些既想保持自己既得利益，又想在新朝中，赢得更多位置，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的顽固分子们，体会到凛烈的刺骨的寒意。

杨坚的天子之威，以一种戏剧性的方式，体现在一个小小官员的死亡之上。

自东汉以来，朝廷之上，就有一种惩罚官员的刑罚——廷杖。

这是一种可以致人于死的刑罚。

北周宣帝荒淫残暴，为了获得绝对的权威，他动不动就对大臣施以廷杖。

一是可以从**上震慑消灭反对派。

二是当众施刑，可以让旁观者看到受杖者的狼狈痛苦之样，从而从精神上羞辱大臣，可以达到征服群臣的目的。

杨坚君臣，革故鼎新，鉴于北周的律令太过严苛，廷杖之罚，已被废除。

但杨坚本人，亲眼见过廷杖的巨大效用，他需要借此立威。

他认为这是一个捷径。

他立即等来了一个机会。

当时关中大旱，除了抗旱救灾，朝野之间，还有很多牵强附会之说，流传开来。

儒家历来注重天人感应之说，楚州行参军李君才，这只是一个不入流的小官，却借题发挥，奏称罪由高颎，请废黜高颎。

他同时还批评杨坚对于高颎的过度信任，以及高颎在朝廷的不受约束。

以他这个官品，还称不上官员，区区小吏，竟然有胆去议论当朝宰相。

毫无疑问，在他背后，隐隐约约有京城的势力，在群魔乱舞，他们的目标直指新的领导班子核心。

还有他们背后的杨坚。

这是上一次****的延续，但这次杨坚决定，亲自应战。

杨坚非常干脆，他并没有将事态扩大，只是召来李君才，立即下令当着所有朝臣的面，当庭杖杀李君才。

他要让李君才背后的势力，亲眼见证自己的决心。

当时隋朝已经废除庭杖制度，一时之间，宫廷之上，竟然找不到刑具。

杨坚二话不说，提起自己的马鞭，在朝堂之上，当着全体大臣的面，亲手一鞭又一鞭，抽得李君才皮开肉绽，鲜血直流。

这抽的不仅是李君才，也是杨坚对于某些朝臣的怒火和怨气。

鞭子抽在李君才身上，也抽进了朝臣的心里。

马鞭足以取人之命，杨坚在盛怒之下，不留后手。

李君才刚刚被抬出朝堂之外，便一命呜呼。

杨坚本人，其实并不是一个残忍好杀之君。

但这一次他亲自行刑，他的盛怒，他的决心，他的杀气，都给朝野以极大的冲击和震撼。

这传递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信号，对高颎和新任领导核心的不信任，就是直接挑战他杨坚本人。

杨坚非常坚定地站在新班子的背后，如果有需要，他也会直接走到台前。

这是一种直接的战斗。

从某种意义上讲，在这一个阶段，他把自己和新班子完全捆绑在一起，杨坚没有玩弄传统政治上分权，对抗，制衡的手段。

杨坚骨子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政治家，他也是一个彻底的军政一体化，彻底的计划管理的信徒。

鞭死李君才事件，是一个分水领。

杨坚靠着他的强硬和霸蛮，在一个相当长时间内，获得了他所需要的安静的政治空间和时间。

但他还需要处理一批带刺，也开了刀刃的硬骨头。

在对待和他权位名望相等的原北周同僚时，杨坚本人倾向于用厚禄奉养他们，让他们远离权力中心。

他们自然老死之后，可以顺利地维持政权的平稳运行。

比如，观德王杨雄，杨坚的族侄，在杨坚起家之时，招揽高颎，李德林等干将，居功至伟，但因为他深得众心，又掌兵权，同样被杨坚心生疑忌。

杨坚将他放在三司三公中的司空位置，外示优崇，实夺其权。

杨雄心下洞明，立即回家，关门闭户，从此不通宾客，不交朋友，而得善终。

晋阳李穆，是杨坚建立新朝，最早和最重要的坚定支持者。

杨坚将他调离晋阳，尊奉他为太师，并且下诏说：“自今已后，虽有罪愆，但非谋逆，纵有百死，终不推问。”

相对于恕一死二死的优容，杨坚以诏书，这种最正式的形式，恩赐李穆百死不问。

这是向整个朝廷，向全天下表明态度，我杨坚虽然得位不正，但只要你们不谋反，不反对我，我杨坚是绝对不介意和你们共享富贵的。

杨坚这种政策能执行的原因，有相当一部分是因为他本人正处在年富力强的中年，而那些有实力威胁他的对手，大部分都已经垂垂老矣。

李穆就活不过杨坚。

他死于开皇六年，终年七十七岁。

弥留之际，李穆心满意足地说：“吾荷国恩，年宦已极，启足归泉，无所复恨。”

和李穆一样，能得善终的还有梁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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