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研讨会

一星期前，《红岩》杂志的主编黄兴邦看到了一篇奇文，《天若有情》。

《红岩》杂志是省级刊物，战绩辉煌，79年创刊后，立刻有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发表，并在去年拿到第一届茅盾文学奖，这几年发掘了一批年轻创作者，同时也大力转载和推广现实题材作品。

其实从艺术性上来讲，《天若有情》是缺乏的，但这篇文对上了黄兴邦的胃口，因此写了回信通知录用。

黄兴邦本人写小说没天赋，他主攻报告文学。

《天若有情》正是一种第三者的旁观叙述，让他觉得挺稀奇，另外，题材的创作也对应了国内严峻的治安现实，无疑具有某些现实因素的对应，符合杂志对现实题材作品的一贯偏爱。

作者的文笔老道辛辣，尤其有一种莫名的可读感，每每到他有一丝丝要失去阅读耐心的时候，就立刻抛出新的吸引点，这和传统小说的诘屈聱牙完全不同，他还不知道那是一种名为爽文节奏感的东西……总之，拿到这篇稿子后，黄兴邦一口气读完了整个故事。

并抽了一根烟。

太爽了，就像是在看电影，有画面感。

黄兴邦吸了吸鼻子，为结局的戛然而止感到惋惜。

故事里面的主角华弟，终究是死了。

作者余切是个名不见经传的新人，但一度令他以为是某个大神的马甲，看看他的投稿地，万县，他的风格和万县的另一个文坛大哥马识途是很相似的：不爱炫技，无长篇大论的描述，可读感好，故事性强。

不仅描写了英雄人物的光辉形象，也展现了他们在现实困境中的挣扎与矛盾。

而余切是反过来了，写一个小混混，但也写出英雄气，叫人喜欢他，最后却又让其横死街头，然后你不禁想，卿本佳人，奈何做贼？

只能说一句，妙！

这篇稿子在《红岩》杂志的编辑室传开，不少人想见见这个余老师是何方神圣。

“他肯定是笔名，谁会叫这个名字呢？像是搞数学的。”

“岁数不小了，至少也得是个中年人，一些提点、感悟，不是年轻人想得到的。”

“这人以小见大，写的是爱情故事，说的却是现下的社会……无所事事的人那么多，都没有工作，怎么能不生事呢？”

正好，黄兴邦得知马识途本人回家探亲，顺道路过渝省《红岩》编辑部去蓉城（他本人已在蓉城定居），于是给他看了这位余切的作品。

马识途的评价很高。

如果说，八十年代的许多作品存在可读性不强，过于发散的问题，马识途本人的作品却很少存在，他较早的让读者感受到阅读的快乐，即便不是文学爱好者，只是爱看小说打发时间，也能觉得他的文有意思。

实在是难得。

作为“蜀中五老”之一，在世的文学大家，马识途不仅仍然保持了创作力，而且现实中也颇为风趣、乐观，对人和善，考虑到他过去的遭遇，以及如今在文坛的地位，那就更是难得了。

那么，马识途如何评价“余切”这位作者？

他说，了不得的不是他写的这个故事，而是他的文学是为读者服务的，以读者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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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很多作家忙着搞伤痕文学，忙着控诉、表达，他们没有珍惜自己文字与读者见面的机会，错误的以为，读者会永远的看下去，对他们那套东西痴迷下去。

有时候看看上面的文章，还不如我三十年代后期，当地下党的时候，和小衙门和机关结识过的那些小人物摆的龙门阵有意思（俚语：聊天，讲乐子）！我去他们那坐冷板凳，喝冷茶，乱扯谈，摆龙门阵，听到了我难以想象的奇闻异事！

事实也的确如此啊，其实仅仅是五六年后，到八十年代末，已经有很多作者感到“文学和群众之间曾无与伦比的亲密关系”已经消失了。

为什么消失的如此之快，恐怕这是作者们该去反思的事情。

适逢川省文协在蓉城搞研讨会，一些年轻作家和老牌作家前去参加，大家建议，让这个余切来研讨会上聊聊他的见解，正好也借此见见，他是何方神圣。

黄兴邦的手里缺文章，他也跟着去蓉城公费旅游，和余切当面交流，最好是督促余切写一篇文出来，考虑要不要长期合作。

余切有可能是一个高产作者，他符合高产作者的基本特征：

无业游民，新人，喜好现实题材类型，文风独特——这种人往往在一段时期内，他的灵感火花仍然会闪烁下去。

另外，黄兴邦对《天若有情》的结局稍有不解，他觉得力度不够。

这也是需要再讨论的。

接下来就是定研讨会的写作主题。作者们会围绕着某主题展开创作，可以是某题材、某社会热点、某一名家的作品、某一文学流派等。

眼下有这几件大事。

头一个当然是开放，在此框架下，国营转制、待就业、知青返乡乃至于高考都是其下的附属内容。

其次是南方边境正在进行的冲突，这场战争自1979年开始，已经进入长期对峙阶段，成为广大文艺界人士的创作素材，《高山下的花环》以及后面的《凯旋在子夜》都是这一时期的文章。

而在文学界，旷日持久的大事是对过去如何定义，对未来如何走向，乃至于随之出现的伤痕文学、反思小说的潮流，借古喻今的对文学历史的重写，对民族文化的寻根和西方文学的汲取，朦胧诗派的衰落、还有对启蒙、人道主义等的提起，在学术创作上对所谓“主体论”的宣扬等等。

一句话总结，这时候文学是很迷茫的，百花齐放和无序混沌是它的一体两面，而且有在往彻底的严肃文学转变趋势。

前面所提到的“失去和群众曾有的无与伦比的亲密关系”也是这种向严肃文学而非大众文学转变，所酿造的苦果。

部分作者先自我孤立了读者，而后读者也抛弃掉他们。

好在，本次研讨会选择的主题并不是严肃文学，由马识途本人敲定，故而，最终选择的主题是战争。

“这次来的年轻人居多，‘战争’这个主题，是否太大了？”黄兴邦其实不同意。

然而黄兴邦不得不同意，“就是要大一点。”因为马识途马大哥反驳了，“不大，见不出真水平！”

事情于是定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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