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章 送礼的格局

道理能否说服别人，有时候不是靠有没有道理，而是靠给多少钱行贿。

这一点上，菲利普斯从齐国公的态度上就能看出来，他在广东贸易的时候没少和当地的官员打交道。

现在他该陈诉的已经陈诉完了，于是说道：“公爵大人，具体的事项，我会回去写成书面的报告，送到你的衙门里。”

这意思也很明确，今天的事有些突然，我得回去准备送礼的礼物，到时候会一并送到你手里。

齐国公懒洋洋地嗯了一声，说道：“既如此，那你就回去好好‘准备’吧。两日之内送到我这。”

说罢，也没有再多的表示，而是端起来了茶，举而不动。

菲利普斯起身告辞，回到在天津暂时的住处后，顿时犯了难。

现在很清楚了，要行贿。

可是，怎么行贿、用什么行贿，他却犯了难。

之前在广东的时候，一般也就是和海关的人打打交道，那些人在顺帝国内的官职都不高。

如今却是主管顺帝国外交部的公爵，该送多大的礼？

若只是考虑送多大的礼，这还好说一些，可是又不能直接送金银。

公司有规定，有财务制度。

毕竟这是一个股份制的公司，送礼在招待费中，需要十七人委员会找会计审核的。

不能说送礼的人说送了多少就送了多少，要是说送礼一千两，结果只送了三百两，报了个一千两的账，那七百两不就被私吞了吗？

所以荷兰东印度公司送礼是有讲究的，按照惯例的海关贿赂有定例。

但新的，那是要“借”钱给收礼人，要让收礼人写借据的。

这就是一种变相的行贿，借出去也不用还。

可是……眼前这是一位帝国的公爵，菲利普斯对中国官员还是有些了解的。

不要说公爵，就算是节度使级别的官员，行贿的时候还要写借据，在官员看来那就是一种侮辱！

送礼写借条收据？得，这礼我也不要了，你拿回去吧。办成事难，叫你办不成事却容易。

想到这，普利普斯不禁在心里咒骂着鹿特丹人，如果不是鹿特丹人非要纠结账目，也不会有这么奇葩的规定，现在实在是难办。

七省共和国的贸易公司，自然是数个省的商人合力办的。

十七人委员会里，八个人是阿姆斯特丹商会的，剩下的省分掉其余八个，但是第十七个席位必须从除阿姆斯特丹商会外的人里选。

也就是不可能允许阿姆斯特丹拥有九票，从而使之获得单方面的控制权。

鹿特丹如今拿到了第十七人，拿到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拉着泽兰、代尔夫特、侯恩、恩克霍伊增，以九对八的优势，质疑“对华直接贸易的账目”有问题，要求必须要把对华贸易的账目公开。

包括行贿送礼，也必须要制定规范流程，以免阿姆斯特丹商会的人中饱私囊，超额报销。

普利普斯是阿姆斯特丹商会的，他不想在这个风口浪尖上惹麻烦。

包括泽兰在内的其余商会最近对阿姆斯特丹商会的意见很大，普利普斯虽然自认为没有私心，一切都是因为这场突发事件而尽可能保住对华贸易。

可外部问题好解决、内部问题难解决，如果处理不好可能会引爆蓄积在公司内部已久的诸多矛盾。

当初奥斯坦德公司与荷兰争茶叶贸易的时候，是阿姆斯特丹商会“力挽狂澜”，派出了直航船直接前往广东和福建，稳住了茶叶贸易。

所以阿姆斯特丹商会“自恃功高”，认为应该：公司出钱，阿姆斯特丹商会出人，自行其事，只按照公司要求的茶叶数量运回即可，至于到底带了多少货，那是阿姆斯特丹商会的事，和公司总部无关。

很显然，这样会给阿姆斯特丹带来“小金库”。

本来这件事很好解决，十七人里除了阿姆斯特丹的八人外，第二多的是泽兰的四人。

只要把泽兰拉过来，有钱两家一起赚，保住十二人，为了制约阿姆斯特丹的第七十人也就没什么意义了。

然而泽兰也有自己的小九九，如果跟着阿姆斯特丹干，那肯定是阿姆斯特丹商会拿大，他们拿小。

若借着鹿特丹商会反对的机会，泽兰站到鹿特丹这一边，就可以迫使阿姆斯特丹达成：阿一条船、泽一条船、其余省共分一条船、巴达维亚妥协一条。这比与阿姆斯特丹商会合作阿做大、泽做小要强得多。

这已经不再是百年前勠力同心、效率为先、通力合作、开拓时代的年轻小伙了。

而是一个快二百岁的耄耋老人，一个政治体活了二百年，不管在东方还是西方，都必然陷入内斗为先的时代。

历史上也的确如此，要不是七年战争荷兰中立、普鲁士的【埃姆登王家广州中国亚洲公司】在七年战争中被迫关闭、英法西在七年战争中在海上死命劫船贸易阻塞，导致荷兰吃了一波中立红利，就其债务问题而言，实际上七年战争再晚两三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就会破产崩盘。

现如今大顺开关导致的各国贸易量增加，荷兰东印度公司面临的竞争比历史上要大得多，内部的矛盾更是早就压不住了。

鹿特丹商会的要求便是：本钱既然是公司出的，那么船上的货物、账本、资金流水等等，都必须要在公司内公开，不能像以前一样，你阿姆斯特丹商会拿了公司的钱去肥你们小团体。

其中，行贿必须“写借条”的规定，也是公司财务制度之一。普利普斯是阿姆斯特丹商会的人，在这个风口上，他想的很清楚。

自己违反财务制度去行贿，救了公司，大顺不会去管巴达维亚的事。

可救完之后，鹿特丹和泽兰会不会揪着他不放？反正事情已经过去了，对华贸易保住了，那他就是一个可以被扔出去的替罪羊。

可自己如果不违反公司财务制度，不去行贿，真的导致对华贸易出了问题，他的前途也就没了，可能还要被质问“为什么当时不作出决断行贿”？

派人回总部请示，一来一回，快一点两年，慢一点三年，根本不现实。

开拓时代，可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怎么效率怎么来。那时候的公司职员不会想这些勾心斗角的事。

可现在，时代变了，不再是那个不需要考虑内部勾心斗角的时代了。

将忧心的事和随船的第一商务代办大致一说，随船的第一商务代办笑着说道：“委员先生，这是一件很容易解决的事。”

“六年前福尔德因号商船前往广东贸易，您是知道的，所有的水手和船长都会购买私货，回去售卖。当时茶叶在阿姆斯特丹的售价很高，船长手里的现金不足，于是将福尔德因号船长室里的镜子，用以物易物的方式，和广东的商人交换了三十二箱工夫茶。”

“回到阿姆斯特丹后，他只用了一箱茶叶就换回了福尔德因号的镜子，剩下的都是他自己的收入。”

“中国人不会制作玻璃，更不会制作镜子。您可以将船上的玻璃和镜子都拆卸下来，再加上船长室的装饰品，作为礼物送给中国的公爵。”

“这是默许的商业行为和船长福利。而且这样也不违背公司新的财物规定。我想，那位中国的公爵看到一面这么大的镜子后，一定会高兴的跳起来。”

一筹莫展的普利普斯眼前一亮，认为这真的是一个天才般的想法。既可以绕开公司的财物制度，避免内部将来的冲突，又可以为公司立下功劳，回去后升职加薪。

而且，公司计算的成本，是以阿姆斯特丹的价格计算的，自己巧妙的利用一块镜子阻止了可能的外交事件，简直就像是拿着玻璃珠子与美洲土著交换黄金和毛皮一样，自己的聪明才智一定会被人传诵，成为一段传奇。

…………

与此同时，英国人那里，正在举办一场内部的小酒会。

常驻广州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总办法扎克莱，作为一个在广州住了快十年的人，这一次跟随王室特使一同前往天津。

今天这场酒会，为的不是别的，而是为荷兰人被大顺质问巴达维亚的事而干杯。

虽然，英荷同盟。

但是，法扎克莱早在六年前就接到了公司总部的命令：严密监视荷兰人在广州的直航贸易，尽可能动用当地的关系，用行贿、散播谣言的方式，破坏荷兰人的对华贸易。

理由，也很“名正言顺”。

奥斯坦德公司是英、荷、普等国合力逼迫哈布斯堡关闭的，英荷两国在合力施压之前，是有过协定的。

即“保持各方对华贸易之现状”。

现状是什么？

现状是荷兰继续保持巴达维亚的中转贸易，阿姆斯特丹的直航贸易只是权宜之计，一旦奥斯坦德公司关闭，就维持原本的贸易模式。

结果呢？奥斯坦德公司一倒闭，你荷兰人不但没恢复原样，反而变本加厉，船越来越多，这是【无耻而令人作呕的商业欺诈】。

而泽兰商会，又是对英茶叶走私的大客户。本来荷兰人已经不讲信誉破坏了密约协定，泽兰商会又火上浇油，英国人已经很不爽了。

用英国那些私下的大谈国事之地下小报的话说，这件事叫“我们伟大的乔治国王用英国的影响力，无私地帮助荷兰人扫清了对华贸易的最大竞争对手；热情地以汉诺威选帝侯的身份承认了神圣罗马帝国《国事诏书》继承法的变更，并发誓用英国人的鲜血来保卫特蕾莎公主。那么我们英国得到了什么？答：他的儿子，又一位不会说英语的英国国王。”

这一次荷兰被大顺质问“巴达维亚华人生存状况”问题，法扎克莱不只是幸灾乐祸那么简单，而是大胆地提出了一个建议。

“特使先生，我认为这是一个极好的让荷兰人退出对华贸易的机会。当年荷兰人用造谣中伤、诽谤，甚至屠杀的手段，将我们驱赶出了东南亚和日本。甚至当我们试图重开对日贸易的时候，又是荷兰人向日本诋毁，使得日本人以我们的国王娶了天主教的凯瑟琳公主为理由，拒绝了我们的贸易请求。”

“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造成中国与荷兰之间的猜忌和不信任，如果中国能够单方面禁止与荷兰的贸易，对整个公司的利益提升是巨大的。我们就只需要应对哥德堡的走私贩子就可以了，而不用去考虑更恼人的泽兰走私贩子。”

“现在是一位中华帝国的公爵主管外交，我们或许可以用荷兰人当初在日本阻挠我们的手段，来对付荷兰人。”

“Oculum pro oculo， et dentem pro dente！”

特使很认可这句以牙还牙、以眼还眼。

“法扎克莱先生，波沃尔伯爵特意叮嘱我，您在广州住了许多年，对中国的了解远不是那些在伦敦的人可以相比的，一个绅士应该善于听从别人的意见。这一次除了用于采购礼物的一万英镑经费外，还有八千英镑的特别经费，用于一些意外的开销。如果您需要贿赂这位工具，可以从八千磅的特别经费中随时支取。”

说完，举起酒杯，微笑道：“敬‘Oculum pro oculo， et dentem pro dente’！敬可敬的东印度公司。”

法扎克莱举起酒杯，轻碰之后，笑道：“这一次是帝国的皇帝允许我们进入他们的京城，您可能不知道中国有一句俗语，大概就是说撒旦很容易见到，但撒旦手下的小鬼们很难对付。”

“而这，也正是我们在一百年前很难开展对华贸易的原因。如果可以见到皇帝，一切都容易解决。但事实上，那时候我们连他们的县长都很难见到。”

“如今我们可以直接见到公爵，甚至不久之后可以直接见到皇帝，那么这些‘特别经费’应该使用在合适的人身上。”

“皇帝不需要贿赂，皇帝只需要国礼，他有整个帝国。公爵，并且还是主管外交的公爵更理应得到这份特别经费。如果能够获得他的好感，那么我们在中国的一切行动都将很顺利——在他们的官场上，上级的命令是下级必须遵守的，而上级的命令下级也会巧妙地找出其中的关键，并且做成上级希望做成的样子。”

“我认为，特别经费的一半，都可以用在这位公爵身上。而他带给我们的回报，必然是十倍于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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