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章 九三年（卅二）

这番话说的，颇有些诛心之意，但似乎好像大约也又说得通。

至于真假、亦或者是否真的如此，那也实在不好说。

总不能说，皇帝改科举、兴实学，就是错的。

站在一个“利益无关、只是信仰”的角度看，实学派觉得实学成为天下人人都要学的学问，从杂学提升到正学的地位，总是好的。

当然，若是利益相关，那就另说。对先发地区兴起实学后很多算是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人，比如说实学前1000名的人才，真要是全国普及了实学教育，人口基数一上去，别说前1000名，只怕前一万名都未必排的进去。

若是朝廷直接废旧学，而把空出来的萝卜坑，全都直接考实学，那岂不是对现有的一些实学学生而言算是人人有官做？而现在搞成这种改革的模式，铺开学堂和实学教育，那不相当于“卷”起来嘛——原本激进改革说不定能当个乡长的，说不定只能当个小学老师了；原本只在这么点地方招人，本来能考入一流的如成均馆之类的实学最高学府的，改革之后说不定就只能考到淮北盐垦区的农业大学去学种棉花了。

这都很正常，不是说学了实学、学了先进的学问，人就成圣人了。

而均田派说的借势为之，其实也算是借这种势，借这种实学派想要把旧学派占的萝卜坑都拔出来的心态，搞激进的朝廷改良式的改革。

这本身，又和历史上圣西门主义里的那一套东西很相近：把人分为三个阶层，真正有能力学了真学问的理所当然是新时代统治阶层的；占着茅坑不拉屎被认为没啥用的既得利益的旧统治阶层；以及老百姓。

只不过圣西门主义的原始版本里，鉴于法国的情况，以及法国当时压根没有文官考试制度这种在纸张和印刷术时代非常先进的东西，所以他划出来的新时代的统治阶层指的是银行家、实业资本家、工匠、发明家、艺术家等等这些。

而大顺这边因为存在纸张印刷术时代非常先进的科举制度，故而这边是把实学和旧学对立的，认为实学是理所当然新时代的官僚，而旧学是既得利益者早点让地方得了。

反过来那一面，对于传统的旧学一派而言，实际上这些年过来，实学重而经学轻的趋势，明眼人都知道已经不可避免了。

旧的经学科举已经走到头了，很多人也已经意识到了。

但并不是说科举背后的考试制度，走到头了。大顺现在没有那么激进，或者说没有那么被人把嵴梁骨都打断了的绝望和彻底自卑，故而对于科举背后的考试制度本身，还是有自己的认识的，并且认为这套东西是胜于别处办法的。

而“学校制”本身，至少学校这个东西，又是复古的。包括说当年王安石的改革，那也是用复古的名号搞的学校制。

让那些以科举为业的大部分乡绅地主，多学点东西，这引起的反弹没那么大——只要科举制本身存在就行，至于考什么那不是不能改的。哪怕说把八股，改成考背诵夷狄的圣经古兰，单就效果上那也没什么区别。

说句难听点的，以前能进殿试的，千军万马杀出来的智商和学习能力，要是自小学算数几何物理化学，那也一样杀的出来。

刘玉早就说过，他不过近水楼台先得月，中人之姿而已。这也实在不是谦虚。

搞学校制，在此时大顺更像是王安石三舍法的变种，内核仍旧是考试选拔。

科举制有问题，但问题并不是考试制度。

相反，在纸张和印刷术时代，考试选拔制度，就1793年的情况，绝对是世界上最先进的选拔体系。

只不过是考试的内容、学的东西不行。

但问题是，学堂制度不是私塾，需要朝廷拨款才能建起来。而大顺现在这水平，显然又不可能把学堂普及到乡村。

某种程度上讲，大顺现在搞这种教育改革，既相对于过去阻碍了阶级间的流动性；也拉大了城市和乡村的差距；同时也会造成乡村识字率的下降。

这一点，是母庸置疑的。

最简单的来说，平民自耕农家庭，以前还能在村子里的私塾开蒙、识字。

而要搞学堂教育的话，大顺肯定没能力村村都建学堂，仍旧是皇权不下县，也就是县一级普及了学堂，顶天就这样了——如果大顺朝廷不是疯了，搞三饷模式加增助学税的话。

那么，这种改革，不触动农村的土地制度、所有制、基层管理等问题的话，地主乡绅无疑是比较乐意的。

因为本质上还是科举。

只不过科举的内容改了而已，试题的内容变了。

而且，地主乡绅这等依靠地租能在城市生活的，实质上是考试优势也加大了。

他们可能会出于“纯粹意识”的反对。

但在利益上他们得利，是以也闹腾不起来多大的事，不会引发极为剧烈的反弹。

实际上，这个改革的背后，还是均田派说的那件事：县城以地租等强制的农业盈余为基础发展起来，本身就是畸形且不健康的。而科举改革，实质上是稳固了这种县城通过地租吸血乡村的畸形模式。

这种畸形模式是有问题的，而且是有大问题的。

的确，大顺在19世纪之前，手工业就是冠绝天下。靠这种畸形的以农业地租盈余为基础的工商业，靠着大顺的体量，确确实实在19世纪之前的“工场手工业”时代，有极大的优势。

都不用说此时，就是大明时候，松苏地区随便一个地方弄出来，不必佛罗伦萨等地的手工业差，甚至可以说强得多。甚至连达卡那种印度地方，城市规模也在历史上让克来武等人感到震惊。

但这种模式的上限是很低的——上限也就是巴黎，愣生生吸血吸成了一个能对抗法兰西的巴黎，搞得工商业也都是奢侈品为主。

而现在搞学堂制改革，却又不动最基本的农村、土地等问题，这就意味着这是在加重这种畸形发展，同时破坏了原本的乡村政治士绅宗族等旧模式，而又没有去建设个新的。

打破旧的，是为了建设新的。

要是不建新的，而又打破旧的，实质上会陷入混乱和倒退。

这不是说，改革科举、兴办学堂，本身是倒退。

而是说，这件事背后的关联问题，是倒退。

当然，可能对皇帝来说，这未必是坏事，至少短期看未必是坏事。

毕竟，作为皇帝同行的拿破仑也说过：让穷人子弟上学，容易闹事。所以把巴黎综合理工学院的学费，勐提了一个档次，这样就防止了穷人子弟进入最好的大学。

而大顺皇帝想要搞学堂改革，也等于是说：不是中产、靠地租过活的地主、乡绅，没钱，你上你尼玛的县城的实学学堂？

或许，可能，大概，皇帝真的是想搞“自救”、怕自己被实力越发增长的新兴阶层当成良弓走狗，希望重新平衡。

过去改革，那是因为科举势力乡绅地主势力过强，所以引入实学派来制衡。

现在反过来了，力量对比变了，所以要借助守旧腐朽势力，来对抗新兴阶层。

毕竟，紫禁城里坐着的是皇帝。

皇帝的目的，是权力、家族。

包括说之前老皇帝支持刘玉的改革，最开始也不过是“收钱——养兵——弹压”模式的进阶，靠对外掠夺、殖民、海外贸易、关税等，大顺拿到了之前历朝历代都不敢想的财政收入。

当然，人心隔肚皮，这些也只是通儒社内一些胆大之辈的猜测，未必就是真的。

而且这件事本身，也确实有点奇怪，着实有点笃大劲放小屁的意思，之前大张旗鼓吹了许多风，最后关头却弄了个科举制改革，很难说仅仅是为了所谓的掀屋顶开窗户；还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

…………

…………

来今雨轩内的年轻人激烈争吵的时候，紫禁城中，已经老了的皇帝避开了旁人，和自己中意的儿子说了一句骇人的话。

“我死之后，洪水滔天。”

皇子听完这句话，浑身汗湿，正要说点什么吉利话，李欗却摆手道：“人孰能无死？朕意不在生死，而在今后之大乱。”

“此番迎兴国公尸骨归来，于欧罗巴之见闻，十年之内，欧罗巴必大乱。如今各种机械又多应用，兴国公昔日所言的‘前所未有的多血上火病、而非过去的虚弱不足症’，到底是要病发的。”

“扁鹊见桓公，所留后世训，万勿讳疾忌医。既知疾病，便要对症下药，而不是装作今日无事便以为真的无事。吾儿可知我的意思？”

皇子伏地道：“儿臣理解父皇的意思。如今学界显学，亦多谈这种前所未有的多血上火的病症之可能。”

“是以，才有均田、垦殖、东进之论。亦所谓‘扩大市场’尔。”

老皇帝笑了笑，却伸出根手指摇了摇道：“垦殖之类的说法，太过笼统。垦殖有小农之垦、有资本之垦，其中区别极大。”

“朕之前修铁路、通边疆、赏功臣、卖土地……皆为资本之垦，亦兴国公所谓以卖钱为目的的生产。”

“而兴国公昔日所言的‘前所未有的多血上火’的病，也因此而起。之前历代，所虑者，都是虚弱不足，唯独现在，却要面对多血上火。”

“既是交换卖钱为目的的生产，可知扣除成本、工资等，他肯定是要赚钱的。亦即是说，只在这个体系内，他生产的东西肯定比能买的多。”

“是以，万万不要再提笼统的垦殖了。说垦殖，便要说，是耕者有其田之垦？还是若松辽以北故事，资本为卖钱而生产的垦殖？”

“兴国公说话总讲一半，古人云：我注六经、六经注我。如今，其实也是一样。”

“对于将来的问题，有不同的解释和解决方法。但在朕看来，或许朕是曲解了兴国公本意，但朕自推，必要所谓的资本主义体系之外的生产模式来容纳这些生产，否则必要出大事。”

“或对外扩张、或均田小农、或征税养兵、或以工代赈大兴土木。一旦兴国公所言的那种多血上火的病症爆发，此或为治病之药。”

“至于放开钞关子口之类，则是抱薪救火，甚至饮鸩止渴。本就多血上火，却又吃油脂发物，日后病发，谁人能治？”

“朕非不知显学所谓均田东进事，只是，这件事什么时候做，大有讲究；这件事依靠谁来做成，大有讲究；这件事用谁的钱来做，大有讲究。”

“天下皆以为朕要行大革、赎田、强制垦殖移民储蓄之类的手段。朕却先行科举学堂改制，你可知其中道理？”

皇子思索片刻，迟疑道：“父皇之意，不是不做，只是时候未到？父皇之意，待洪水滔天时在做？”

“然而，诗云：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尚未阴雨时候，正该修缮窗户。”

“且，儿臣以为，乱中取胜，急需手腕才智。将来……将来……”

李欗哈哈笑道：“将来什么？将来朕若死早了，你怕你这手腕才智不足？”

皇子冷汗涔涔，不敢接话，李欗哎了一声道：“值此千年未有之变局，宗庙延续，本就是逆天改命之事。若做不成，合该宗庙隳；而逆天改命，乱中取胜，方可保宗庙，取一线生机。”

“古曰：大道五十、天衍四九、人道其一。这一线生机，必要于大乱中方能把握。”

“此等逆天改命之事，本来就渺茫至极。既是只能从必死之局中取一线生机，也就只有如此了。”

“做成，这皇冠还能延续。”

“做不成，无非是皇冠落地无人敢拾。”

“而什么都不做，早晚也是皇冠落地，宗庙颓隳。”

“是以，既如此，何不危中取机，放手一搏，竟于那冥冥之中抓住那一线生机？”

这些话，听起来自然听得懂。

但实际上，又好像什么都没说。

皇子不解问道：“父皇，这一线生机，在哪？”

李欗仰起头，朝着百五十年前崇祯皇帝上吊的方向虚望了一眼，道：“昔日太祖皇帝入京，言：君非甚暗。这一线生机，就在这。”

“昔日兴国公改革盐政，所行手段，唯‘分化瓦解’而已。不使之一，则可各个击破。”

“如今有人传所谓托名兴国公之伪书，真假不论，阶级之道，确有道理。”

“既知招，则可破招。”

“某人举义，言白色皆我类。你万万不可直言我就是黑色。反而，你亦举白色，言我为白类代言。暗又将白色分出白马、白牛、白猪、白狗、白鹅、白鸡……勿使之一，分化瓦解，而另其不能同，则必求诸于圣君。此所谓‘君非甚暗’之生机。”

“对你威胁最大的，举什么旗，你便举什么旗。”

“他要治本，你便治标。”

“他要拉盟友，你便先拉走。”

“日后你为帝君，主动权在你。只要朝中不要清一色，便始终有人可用。”

“均田之事，可为，且能为。今日不为，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为何？”

“因为小农还能撑很久，此非眼下之危机。扶桑土地就在那里，十年后飞不走、欧罗巴人亦占不去、至于当地土豪欲要自立而独占扶桑之资源土地顷刻可灭杀。”

“而眼下之危机，则是所谓的多血上火之症。一旦欧罗巴事起、各种机械大用，便要出大事。”

“城市非比农村。一旦作乱，动摇财税不提，更是远比乡村百姓更易组织。”

“然此危机，日后你高居其上，正可化解。顺带更可以财税低价收其股本，渐收归官有，令学实学而不得志者为官营督办。”

“至于失业之雇工，或招募至军队，打日本而令更加大开关赔款；或给予补助，远迁之南大洋扶桑垦殖授田。”

“此危机渡过，则大产业若航运、海贸等皆收归官有，稳住之后，萧条不再，再度繁荣。此期间，则可借官有工业之利，行均田事，远迁农人于外。又借此重新繁荣之机，以强制储蓄、强制工业债券旧办法，赎买土地。”

“呼吸之间，若如潮汐。”

“兴旺时，则强制储蓄强制工业债券赎买土地而均田、迁民、以赎买之强制工业债券投资发展盈利。”

“危机时，则以财税债券收买股份，渐为官有，对外扩张，夺取市场索要赔款。”

“萧条则赈工。”

“繁荣则迁农。”

“更有甚者，既有扶桑南大洋之土地，亦可出政策笼络人心。若工人做工二十年，则朝廷授海外之田亩为其田。期间所需费用，由工厂主缴纳，自工资里代为扣除。”

“如此，雇工便不得不琢磨，是听朝廷的，待数年后有海外耕田百亩为家产？还是竟要胡来胡闹？”

说到这，李欗虚点了一下远处，语重心长地对皇子道：“扶桑、南大洋之数十亿亩土地，是什么？”

“是天子赏赐、恩赏的资源。”

“而不是用来达成小康之世的资源。”

“是危机时候化解矛盾用的。”

“而不是盛世时候叫天下更富足的。”

“至于日本、印度、非洲乃至扶桑、南大洋、南洋等，皆可为天子之储蓄。艰难时则用，而不是富足时去挥霍的。若日本，尚可再榨许多金银、市场，但如今则不必榨。”

“是以，均田事，世之显学以为应做且能做成。然则非不能也，实不为也。不为者亦非不愿为，实非其时也。”

“或曰，若此时均田，三十年后迁民完成，工业发展，数亿百姓富足矣；此时不均田做事，每年死于灾荒、贫困、高利贷、盘剥、乡绅等等之手的百姓，不下百万……君子远庖厨也，不忍，不见便是。”

“赈、免、屠、薙，交替而用，不可偏执一法。一张一弛，文武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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