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冯家小七
之所以清楚这段历史脉络，盖因冯过是个读书人。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无车毋须恨，书中有马多如簇。娶妻无媒毋须恨，书中有女颜如玉……”
这是本朝真宗皇帝所作“劝学诗”，在民间广为流传。
定朝建国初期，迫切需要加强中央掌控。为避免新生的政权再次陷入分裂，重蹈楚王朝后期分裂割据的覆辙，本朝的统治者吸取前代地方割据、武官势大、中央无力的教训，“与士大夫共天下“，提高文人地位，扩大科举考试的影响力，削弱、分散武官的权力，逐步确立了崇文抑武的政策。崇文抑武政策从纵向看，本朝的文人地位较秦、汉、楚及其他朝代都更高，武官地位降低，从横向看，在朝廷内部，文官地位提高，而武官地位下降。总而言之，定朝形成了文人主政的政治格局。
上行下效也好，君民同乐也罢，这是个文风鼎盛的时代，读书人成了身份的代名词。
当然，读书这种事自古以来都不是件易事。鲤鱼跳龙门，寒门出贵子，固然励志，实属罕见。
读书，终究只是少数人的专利，盖因成本太高。真宗仁德三年，苏州公使库印刷《大易粹言》二十册，耗纸一千三百张，棕、墨、糊药、印背匠工食钱等一贯五，赁版钱一贯二，成本共计约三贯三，标定售价八贯整，这样的价格又哪是普通人家能承受的？而一个读书人，《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是启蒙类读物，四书五经是必修课，历代先贤之著作也是必读的，可以想象，要供一个读书人，非穷尽全族之力不可。
时有士人如是言：“家贫，无从致书以观，乃假借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
啧啧，借书抄录为求一读，从文之难可见一斑。
幸运的是，冯过的家境丰实。所以他是个幸运的读书人，否则也不会知道这个时空的历史走向。
信州山郁珍奇，素称富饶之地，四季分明，山环水绕，乃豫章第一门户、有“四方通衢”之美誉。信州正是因为信江河穿城而过而得名。
信江发源于怀玉山南的玉山水和武夷山北麓的丰溪水，在上饶汇合后始称信江。干流自东向西，先后流经上饶、铅山、弋阳、贵溪、鹰潭、余江、余干等县，收纳了丰溪、泸溪河、铅山河、湖坊河、葛溪、罗塘河、白塔河等支流，全长六百余里。
前朝楚衰帝曾作词曰：“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信江河却是反其道而行，河水自东向西曲折流淌，不舍昼夜。
信江将城区一分为二，河南唤作“水南街”，信州府治上饶县衙落座于此；府衙则在河北，算是主城区。沿灵山门一路向北，经“信江书院”、带湖，过吉阳山，便可见得方圆数十里的山谷盆地间十几座村子依次分布。吉阳山正对着的大村落便是“小骆村”。
有着两百余户人家的小骆村并不小，据说是因当初骆氏兄弟从五里外的“大骆村”搬来此处开垦耕种安家落户而得名，但到此时却是再无骆姓村民，冯姓为最大家族，人口占了约八成。
冯氏迁至小骆村历经八辈一百多年开枝散叶，从开初的兄弟俩到现今的十二房七百余人口，可谓是子嗣兴旺。
冯氏家族在村东围了十数亩地，建了数十幢院落，青砖黛瓦，自成一景。东头叫“上屋”，西头叫“下屋”，各住着六房，有“上六房”和“下六房”之分。
冯过属于“下六房”的五房，父亲冯居庸行五，冯过则是行七，打小被“小七”“小七”地叫着。
冯小七是年十四岁，身量比同龄人高挑，大概有一米六五的样子，但稍显瘦弱。冯氏族人大多身材魁壮，独有他高高痩瘦的，加之唇红齿白、样貌俊秀，便显得有些“鹤立鸡群”。虽然他自幼身体羸弱，却是智力过人，四岁能诵“三百千”，五岁入族学，八岁过县试，九岁过府试，成了有功名在身的读书人。九岁成“童生”，坐实了“神童”之名，此等文坛盛事在定国百余年间仅次于十四岁中进士的燕同叔。但二者却是有本质之别的。
燕同叔从小聪明好学，五岁就能创作有“神童”之称。武帝景德八年，江南按抚张知白听说这件事，将他以神童的身份推荐。次年，十四岁的燕同叔和来自各地的数千名考生同时入殿参加考试，其神色毫不胆怯，用笔很快完成了答卷。受到武帝的嘉赏，赐同进士出身。
燕同叔固然是惊才绝艳，乃是科举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进士，但究其时间节点，其实并无足够说服力。
魏文帝曹丕篡汉前夕由魏吏部尚书陈群制定“九品中正制”。此制至西晋渐趋完备，南北朝时又有所变化。各郡、各州中选技中正，根据家世、才德的评论，对人物作出高下的品定，称为“品”。品共分为九等，即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
但在中正品第过程中，才德标准逐渐被忽视，家世则越来越重要，甚至成为唯一的标准，到西晋时终于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九品中正制不仅成为维护和巩固门阀统治的重要工具，而且本身就是构成门阀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到南朝时期，在中正的评议中，所重视的只是魏晋间远祖的名位，而辨别血统和姓族只须查谱牒，中正的品第反成无足轻重的例行公事。在十六国和北朝时期，由于各政权具有少数民族统治的性质，九品中正制的作用不能与两晋南朝相提并论。
正因为九品中正制注重门第，不利于选拔有真才实学的人做官，为改变此弊端，隋朝建国后又创立了一种新的选官制度。
隋炀帝于大业三年开设进士科，用考试办法来选取进士。进士一词初见于《礼记·王制》篇，其本义为可以进受爵禄之义。当时主要考时务策，就是有关当时国家政治生活方面的政治论文，叫试策。这种分科取士，以试策取士的办法，在当时虽是草创时期，并不形成制度，但把读书、应考和作官三者紧密结合起来，揭开了选举史上新的一页。
其后四百余年，虽然战祸不绝，但科举制度仍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南朝大昌时，考试的科目分常科和制科两类。每年分期举行的称常科，由皇帝下诏临时举行的考试称制科。常科的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等五十多种。其中明法、明算、明字等科，不为人重视。俊士等科不经常举行，秀才一科，在昌初要求很高，后来渐废。所以，明经、进士两科便成为大昌常科的主要科目。
秦楚朝时，针对前代贡举的弊端，曾对贡举制度进行多次改革。改革的指导思想是集取士大权于皇帝，限制势家与孤寒竞进，严防考官与士子舞弊，对士子多方笼络。殿试的内容，太祖时仅考诗赋，太宗时加试论一道。神宗殿试进士，罢诗、赋、论三题，专以策定着，限以千字。后又加试律义、断案。哲宗元枯时，恢复诗、赋、论三题。绍圣以后，又遵熙宁试策之制。高宗朝时则规定殿试试策，终秦楚王朝不再更改。
常氏建立大定国后，天下初定，当权者为巩固王朝统治，极力拉拢士子文人，以求天下归心。
武人立国，文人治国，历朝历代大抵如是。归根结底乃是统治者的治政手段。
燕同叔，出身于江南燕氏。武帝常威起事之初便多有仰仗燕氏，后者人力物力财力鼎力支持，可谓是武帝第一臂助……是以，江南按抚张知白举荐云云，实在是有遮人耳目之嫌。
至于科举，发展至今，已是形成了成熟完备的制度。
此时的科举制度，可归纳为三级考试：第一级是院试，第二级是乡试，第三级包括三种考试，即会试、复试和殿试。此外，还有一次朝考。
凡应考生员（或称秀才）的读书人，称为＂童生＂（或称儒生），童生在应院试以前，必须经过县试和府试。县试由知县主持，县试录取后才能参加府试，府试由知府主持，府试录取后才能参加院试。院试由学正主持。通过院试录取后，一个童生才能取得生员（即秀才）的称号，生员又分附生、增生和廪生。初进学的秀才称附生，经过岁考、科考成绩优异者，才可以升为增生或廪生。秀才一般是隶属于本府、州、县学的，若考生升入京师国子监读书的，则不再是本府、州、县的生员，而称为贡生。
乡试则是每三年（逢子、卯、午、酉年）考一次，五年考两次，称为正科。参加乡试的，必须是生员或出了贡的生员，没有考上生员而以其他方式取得监生资格者，也可以参加考试。乡试被录取的，称为＂举人＂。
各省举人赴京应进士考试的，称为＂会试＂。每三年一科，在乡试的第二年（即逢丑、辰、未、戌年）举行。会试是由礼部主办的，被录取的称为＂贡士＂。
皇帝在奉天殿策问会试中选贡士，则称作“殿试”，以此作为选官手段。
正所谓，十年寒窗无人晓，一朝成名天下知。
当然，冯七郎早有神童美誉，至少在上饶是薄有名气的。若非老师劝诫，说不得他已过了院试有秀才功名在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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