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女人引发的血案
了解了典妻现象的存在，杨津正自然也就不难理解，这个典妻案为何发生了！
案子发生在偏僻的某个村子里，甚至连地名都没个正经的，叫什么大坟包，也就是说以前这一代都是乱葬岗，经常瞒那些各种来历不明的尸体，这些无家可归的，以及客死他乡的，亦或者是各种独居的孤寡老人，这种带着恐怖色彩的地方，经济往往并不会很发达，当地娶不上妻子的也大有人在。
据当地的里长汇报，就是一村民因为租借妻子的事情，发生了一点龌龊和争议，结果双方就闹上了官府！
看着也不复杂，甚至这种案子历朝历代都有，甚至和某些文学作品还有些类似：
丈夫为高利贷所迫，将善良勤劳的妻子春宝娘典给了财粗气盛的秀才，典期三年，春宝娘需要为秀才生下一子半女。
为了100元的救命钱，春宝娘不得不丢下刚刚五岁的儿子春宝，被抬进了秀才的家门。
尽管暂时是秀才名义上的妻子，春宝娘的日子并不好过：对儿子的思念、秀才婆娘的冷嘲热讽、苛责、秀才的假意谄媚，一颗灵魂无情地被撕扯成两半。
春宝娘怀孕了。秋天，她生下了儿子秋宝。在剩余的时间里，秋宝成了她在这个家里唯一的寄托和情感投射。
时间很快，秋宝呀呀学语时，春宝娘的典期结束了。
如同三年前的那次离开一样，春宝娘站在门口，背后还是幼小的儿子，或者说从今天起，这个孩子就不再是她的儿子了。
家，等待她的是8岁的春宝疏离的目光，是躺在床上等待她来照顾的男人。
沉静而寒冷得死一般的长夜，似无限地拖延着，拖延着……
这是现代作家柔石最具代表性的小说《为奴隶的母亲》，寥寥几千字，将浙江一带残留的典妻的陋习描述得淋漓尽致，从文中我们能深刻地体会到妇女的绝望和悲哀。
典妻：岁仅一金，三周（年）而满
生活无以为继时，有些人会将自己的妻子典卖出去，以换取糊口的银两。当然这个“卖“不是真正经济学意义上的卖，而更偏向于一个”典当“的概念。就是把自己的妻子典与有需要的人家，帮助对方生育子女。通常情况下，”岁仅一金，三周（年）而满“。也就是说，一个租赁周期大约为三年，三年后要么可以续租，要么就让妇女独身返归其家。
有时，富户也可以将典转为真正意义上的买，只需要写下正式的卖券即可。
在租期当中，妇女因病死亡，则由双方共同料理后事。典期结束内，丈夫需在原来典价基础上再加部分利息才能将妻子赎回。
典妻不是并不是一种法律上许可的婚姻关系，但它又有契约做担保，形成了临时性的中断性婚姻关系。
典妻最早可以追溯到南北朝，在唐代中叶已蔚然成风，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国很多地方仍存在着这样的习惯。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婚姻法确定，才从真正意义上消灭了典妻这一陋习。
典妻：隐藏在史书资料中的丑陋
典妻最早的文字记载始见于《续资治通鉴长篇》，“比因饥馑，民有雇鬻妻子“，”质妻卖女，父子不保“。
宋朝《京本通俗小说》里曾记载了一个故事，叫错斩崔宁，讲述的就是典妻陋习：宋高宗时，一位叫刘贵的官人，因经商不善而家徒四壁。为了生计，想将自己的妾陈二姐典卖出去。于是刘贵对陈二姐说道此事，还称已请人写好了文书。谁知陈二姐信以为真，不堪其辱，竟深夜离家出走，最后却被人杀死。
元代的《元典章》里也记载：吴越之风，典妻雇子成俗久矣，前代未尝禁止。
到了清代，记录此事的书籍就更多了，包括《清稗类钞》、赵翼的《檐曝杂记》和一些剧本、小说等等。
赵翼的《檐曝杂记》内容是以粤、桂、滇、黔等地的见闻为主，其中最令人触目惊心的就是作者对甘肃典妻习俗的描述：甘肃多男少发，有的男子（或因贫穷）娶不到妻子，但希望有子肆继承香火，于是就去租赁他人之妻。立券书期限或二年、三年，以得子为限。过期则原夫领回，不能再留一日。（甘省多男少女…..其有不能娶而望子者，則僦他人妻，立券書期限：或二年，或三年，或以得子為限。過期則原夫促回，不能一日留也。）
1987年，在浙江南部山区，仍保留着典妻家庭。平阳县的石城村，有妇女因为家贫，被丈夫以600元的价格典售出去，典期十年。
在泰州市一所对外开放的古宅里，还保留着一份咸丰9年的典妻契。上面清楚地写道：兹因侯保珍，久欠杨玉峰白银四十二两，实无力偿还，愿将妻子王氏押于杨某名下，为妻三年，所生子女为杨某后代，期满以四十二两白银赎人。可延期半年，过期不赎，王氏将永远为杨玉峰所有。通人说合，两厢情愿，立字为凭。
典妻这种陋习，因其天然的生长属性，在社会中存留下长期的足迹，甚至一直影响到现在。
民生凋弊是民间陋间滋长的最根本原因。典妻也不例外。
一个家庭能售卖自己的妻子，多是发生在极端贫困的百姓中。这样的家庭，劳动力完全丧失，生活无以为继，能用于交换、以图糊口的资本只有人；特别是在战争和灾荒年代，这一悲剧频繁上演；
在中国的传统宗法制中，子嗣是一个家族延续的唯一象征，对父母的孝道和对祖先的崇拜都需要通过繁衍子嗣来推动。有些家庭过于贫困，无力娶妻，典妻就是他们获取血脉的唯一方法。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上，女性一直属于被否定和可以被牺牲的对象。当家庭出现重大变故时，女性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一个家庭中最后的一个商品。
封建统治下的溺杀女婴习俗造成的男女失衡，也是催化典妻的一个重要原因。特别是在清朝，溺女之风盛行，很多人认为残杀女婴可以增加获得男性后嗣的可能性，并为养育男性后嗣保留了有限的家庭资源。所以当男性子嗣成年后，则面临着男女失衡的困境。
典妻产生的原因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是封建制度极端伦理制度之下的必然产物，要想消灭典妻，只有从根本上清除掉所有的屏障才能得以实现。
典妻：彻底否定女性为人的权利
典妻这一行为对古代女性造成了极大的荼毒，且不论频繁生育带来的生理上的危害，更严重的是精神上和心理上的趋服。
《为奴隶的母亲》中最后一段：“沉静而寒冷的死一般的长夜，似无限地拖延着，拖延着……。这其实是春宝娘对未来的恐惧，从三年前的那一天起，她已经注定未来还有无数个这样的三年。而在今后无数个的三年里，她将以自己的子宫为工具，以自己生命为代价，为不同的男人不停地繁衍后代。以春宝娘这样千千万万被典的女性，未来的生活充满了绝望，但又不得不麻木地苟活着。
典去的是女人的**，丢失的是为人的尊严。
在这一场打着婚姻幌子的交易中，女人单纯是一个工具，没有谁甚至于她们自己，再将她当作人来看待。一个工具，从何而来谈尊严？
每一次的离开无一不是在彻底否定母子在生理和心理上的羁绊。
女人离开家到雇家，完成任务从雇家回家，每一次都是在用被迫离去的方式，斩断母子之情的关系，背后的每一个孩子都不再是她的孩子。就像春宝娘，背后哭声，不管是春宝还是秋宝，都是刻在她生命中永远无法遗忘的创伤。
从外在的奴役变成女性的自我奴役。
在夫权至上的社会里，女性天生是被奴役的对象，天然地遵从于父亲、丈夫、兄弟。在面对这种畸形关系时，女性更没有话语权，只能默默地接受命运的安排，从心底完成了被迫奴役和自我奴役的转变。
耻辱的丈夫通过虐妻中重新找回自尊。中国从来就是夫权至上，男性拥有社会家庭中的绝对话语权。当丈夫将妻子典当出去时，也是亲手将男性的自尊送上了断头台。他们获得了物质的回报，也得到了羞辱。为了找回远去的尊严，虐妻成为男性转嫁伤痛的直接手段。
总而言之，典妻这一习俗是对数千年来形成的人伦礼俗、道德风范的一股逆势冲击，但残害最深的无疑是妇女。
典妻：法律的出台是为统治者挽尊
典妻长期存在也是对社会稳定发展潜在危险，封建社会的统治者们也意识到其中隐藏的巨大弊端，所以也出台了相关法例对此进行管控。
元朝是第一个把禁止典妻列入刑法的。《元史?刑法治?户婚》中规定：诸以女子典雇于人及典雇人之子女者并禁止之，若已典雇愿以婚姻之礼为妻妾者听；诸受钱典雇妻妾者禁，其夫妇同雇而不相离者听。“
《明筆?户律?婚姻》中也曾规定：凡将妻妾受财，典雇与人为妻妾者杖80；典雇女者，杖60
以后，清律、民国法律都以典妻作了法律规定，以图从制度上肃清这种陋习。
尽管有了法律意义上的禁止，但在现实环境中，由典妻出现的纠纷解决方法还是停留在背悖的一面。
在《折狱新语》里记载了三个因典妻出现的案例。基层工作者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首先表现出的是对典妻这一产生纠纷的根源的认同，并未按当时法律所规定的，追究这一问题的违法性，也可体现光凭法律并不能解决典妻这一迫于无奈的陋习。
但典妻出现是多元素导致的，封建统治者们妄想依靠法律就解决根本问题，是完全不现实的。真正的肃清，唯有改善百姓生活状况、消灭贫困、观念促新才能达成。
封建社会几千年，推动了历史发展，同时也滋生了许多陋习。典妻是其中一个，还有其他很多很多，如缠足、陪葬、贞操的道德绑架、包办婚姻等等。
通观这些陋习，我们都可以看见，都有相同的形成背景，就是对人的漠视和经济的落后带来的。
可这个案子的问题是，双方不但闹了起来，而且还闹上了官府。
既然堂而皇之的，告上了官府，官府总不能坐视不理吧！？
于是不是乎？知县彭叔大，便受理了此案。
案情和那部文学作品一样，老实巴交的村民为了挣点钱渡过难关，便把妻子租给了某个秀才，并且约定三年时间有效期，生下了孩子才会回家，但问题是，三年时间，双方并没有生育……
于是这个秀才，直接便把人给退了回去，并且拒绝付钱，这个村民顿时觉得被戏弄了，自己媳妇被人霸占了三年时间，偏偏对方一文钱不给，这就有点欺人太甚了……
于是一纸血书，便告上了官府！
请记住本书首发域名：wenxueya.cc。文学鸭手机版阅读网址：http://wenxueya.cc